杨沅听着他们谈醇酒，谈美人，谈的眉飞色舞的，不禁想起了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日记。
活得通透的真人，说话聊天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接地气。
就连这几位大豪也不例外。
这一桌六个人，也就虞允稳重一些，他虽然也不时插话凑趣一番，但言语尺度显然比较收敛。
毕竟，六人当中他的年岁最长，在许多人家里，他这个岁数都可以当爷爷了。
六人之中，虞允年岁最大，今年四十四岁。
陆游次之，今年二十九岁。
范成大再次之，今年二十八岁。
杨万里再再次之，今年二十七岁。
接下来就是“伯九”了，今年二十四岁。
杨沅年纪最小，二十三岁。
虞允虽然已经四十四岁，已经是可以当爷爷的年纪，却也是今科大考的一名考生。
之所以蹉跎至今，倒不是因为虞允一直科举不中，而是此前他就没有考过。
虞允早年间一直想要从武，他觉得这个年代，投身军武要比习对国家更有用处。
可是这個年头又是贵武轻的，所以他的父亲虞祺一直不答应。
虞祺觉得儿子一旦参加了武举，或者从军做了一介武夫，那么武人的标签也就打在他身上了。
虽然宋代并没有世袭武人的说法，儿子依旧还有从的机会。但是一旦有了武人的标签，再想融入人之中，那发展难度可想而知。
为此，父子二人一直争执不下。
虞父无奈，便采用了迂回战术，他直接让儿子以“恩荫”之法做官去了。
在宋朝的恩荫制度下，品级较高的官员，是可以直接安排其子嗣做官的。
不过通过恩荫得来的官，品级都不会太高，未来发展的上限也极低。
就这样，虞允被父亲摁在眼皮子底下，就在成都当地做了一个小官。
他曾先后任职于茶马司、粮科院，做的都是职小官。
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，母亲病逝了。三十七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也去世了。
虞允丁忧三年，期满之后就已是四十岁高龄了。
这个时候他若再想从军或者去参加武举的话，年纪未免就有些大了。
所以，父子俩杠了一辈子，终究还是他的老父亲赢了。
如今这个情形下，虞允不管是从家族发展的长远角度考虑，还是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出发，都只有从这一条路可以选择了。
更何况，他的父亲虞祺临终时还曾留下遗言：“要做大事，成大器，科举是必由之路！”
他这岁数，早过了叛逆期了，难不成连老父亲的临终遗言也要违拗？
所以，虞允又备考了三年，便跑到临安来参加大考了。
宋朝的科举制度规定，即便你没有考过举人，或者没有考中举人，你也可以直接考进士，只要你觉得你行就行。
于是，备考三年之后，虞大哥直接就到临安来考进士了。
坐在这么一群大豪中间，杨沅一开始其实颇有些紧张。
他想结交这些人物，却又怕自己跟他们对不上“夹”。